9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犯了一个毛病，不仅喜欢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，还常常自作主张的删除了许多有碍基督教理念的章节语句，这一版本就显得有些混乱而缺乏逻辑了。

　　至于巴.斯.波波夫教授翻译的版本，是三种译本中最为完整的。难得可贵的是，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语言之美，这一版本尽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词搭配和修辞手法，以使译本尽量达到语句对仗工整和富有节奏感。

　　从伯爵大女儿以俄、英两种语言的重复朗诵中，吴川能够听出这位教授的确下了相当的功夫去翻译。而且这位教授应该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否则他就不能把这么多注释和背景材料正确的加入到译本内，使得初学者更容易去理解《论语》一书到底说了什么典故。

　　不过也正因为巴.斯.波波夫过于借助了中国学者对于《论语》的解读，使得这一版本变得拖沓冗长，且失去了《论语》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哲理。老实讲，把它当成一种东方文化的通俗读物，也许更为适合一些。

　　吴川一边听着丽莎读着三个版本中的语句，一边从记忆中翻找出原文，再用中、英文复述出来。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繁琐而枯躁的工作，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儿外，佩奇和谢尔盖上尉都差不多听的昏昏欲睡了。

　　“…不，这三句话中的道不能翻译成三个不同的名词，虽然在俄语的语境内也许很适合，但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义。这样的翻译等于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个主张，和孔子所追求的道，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…”

　　托尔斯泰伯爵对于吴川的说法很感兴趣，他不由追问道：“那么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会认为，《论语》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道主义、人文主义和爱，反而是这个道呢？”

　　吴川：“…”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答辩时间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来答辩，这简直就是考验他的英文词汇量啊。虽然这些日子里他通过背诵英俄字典丰富了不少英文词汇，但是想要把《论语》中的道这个词完整的用英语表达出来，还是有些为难他了。

　　思考了许久之后，吴川用拇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绞尽脑汁的向伯爵解释道：“在说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，我希望能够向您解释一下，孔子所处的时代。”

　　伯爵虽然不明白吴川为什么要扯这么远，但是作为这两年来他所遇到的，第一个对这些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，他还是很乐意花费上一些时间，听听对方对本国文化的看法的。他还让管家谢苗推掉了后面的几个会面。

　　吴川对此倒也没有多想，他全神贯注在了自己的记忆中，然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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