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自开国以来,就逐渐放开了对商贾的限制,虽没明确表示以商为本,但“一切弛放,任令通商”的政策,已足以表明朝廷想让商业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发展。
这一政策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宋朝经济繁荣,商业发达。国家税赋也节节攀高,是大唐最繁荣时候的四倍多。
以仁宗朝为例,北宋税赋总收入为四千万贯,其中农业两税一千六百万贯,占40%;工商税两千四百万贯,占60%。
从数据可以看出,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产业已不是农业,而是工商业。
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由于对农民的剥削,而是经济飞速发展,工商业极度繁荣,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。
基于此,大宋也逐渐放开了对于土地兼并的抑制,采取了“田制不立”、“不抑兼并”的政策。
这个政策使得土地合法的向地主手里集中,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,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。
又因工商业发展,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,从而促进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再度繁荣。
这一切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好?
可惜,只是看起来美好罢了!
仁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,深知这里面的问题,他知道民间对于商贾的认可度不高,他知道繁荣的商业是建立在官办垄断的基础上,他同样知道占社会主体的农民无法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。
所以在黄青第一次提出商业想法的时候,他才质疑财从何来。
这个财,就是指有能力的消费者,如果大力发现工商业,又有谁来消化这么庞大的商品?
要知道,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还在进行着男耕女织的生活,很容易便自给自足,农民生产出的可以转换为商品的副产品很少,而因为自给自足,农民们市场消费力也低。
生产力太过原始,农民辛苦劳作一整年,仅够温饱而已,如果遇到荒年,连温饱都解决不了,更遑论拿钱买商品。
古人尽管不懂经济学,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啥都不懂的傻子,这些问题他们都知道。
可知道归知道,仁宗皇帝,包括朝堂上的衮衮诸公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。
他们既不可能把所有商业活动都交给商贾,也不可能让农民的产出变得值钱,更不可能保证每年都风调雨顺。
所以仁宗皇帝才劝导黄青多读书,少考虑一些商贾之事。
千古难题,他不相信黄青可以解决,参与进去只会徒增烦恼。
这个道理是没错的,可黄青偏偏就是不信邪。
哥们儿可是来自于一千年后,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存在!
虽然对于经济学以及古代的社会学研究的不是那么深入,但一些超前的理念就足以大大缓解宋朝遇到的难题。
相信有他的指引,那些有志之士就能在这套基础上加以拓展,形成大宋版的资本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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