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本来按着营田务的命令,各村是按工算的,每村出多少工,换算成路段,分段负责。一个工是一个男丁一天做的活,折算成挖多少土石,两旁栽多少树,铺多厚的石子多少沙土,最后夯平。根据土质和地理不同,要施工的地方分成五等,各自有折算工的办法。
孙指挥大字不识,就是把算的方法写明白了,他又怎么会算?精细做不来,简单粗暴总是行的,带了几个人,拽开大步,把分给自己的地方用脚步量了一遍,便就按村子摊了下去。
庞都头村里分到的路段,有一大片沼泽,全部都要填平。沼泽岸边原来有不少大柳树,全部都要伐倒刨出树根,工程量比旁边的村里大了许多。做了没两天,村民便就不干了。
太祖时候,因为修河民夫条件过于艰苦,改变了前朝做法,百姓出工做徭役,官给粮米,每丁一日两升。后来这成了宋朝通行的做法,征集民夫虽然依旧不给钱,但给米,不用再自带干粮。
杜中宵按照这个大原则,进行了一些改变。一是不再单独发米,而是折算成钱粮,做为每村的火食费,各村统一大锅做饭,统一吃饭。古之军制,或五人一伙,或十人一伙,是军队的最基层编制,指的就是一起开火做饭的人数。伙伴之类词语,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。随着生产力发展,社会组织度的进步,这种编制不再符合实际。杜中宵依村做大锅饭,其实有为以后军制实验的意思。
各村分好土方,按照营田务的要求,如果村民建议,还可以向下把土方分到人头。整个工程,一共需要多少工,需要多少人做多少日子,都是计算好的。总有人做的快,有人做的慢,做的快的,一样计算工,多做一个工两升米,折算成钱发放。
有了这一条规定,庞都头村里分的路段不好,就要别人多做一倍以上的工,相当于亏了很多钱,村民怎么肯干?这两天吵了无数次,直到今天,开始演变成消极怠工,这钱谁愿赚赚去。
这就是《方田》小册子的价值所在,学会了,就能够把营田务的命令贯彻下去,分配合理。像孙指挥一样大字不识,土方根本算不明白,这种冲突必是会发生的。
庞都头村里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,以前读过两天书,找人看了册子,似懂非懂地大略算了一下。自己村里分到的工作量,是营田务规定的三倍。村民炸开了锅,对庞都头说得明白,如果孙指挥不重新分配任务,大家就不干了。反正一个工两升米,让他找别村的来干。
小孩子其实算的不准确,不过有理有据,不由别人不信。有了这根据,村里的人觉得前两天做的活已经亏了,哪里还肯再干。
孙指挥咬死了自己按照步数平均分配,没有私心,告到哪里自己也不怕。庞都头则拉过那孩子,一一指着附近地段,哪里有水坑,多大,需折算多少土方。哪里有大树,要折算多少土方。那一段比较大的沼泽,从排水到填土,又要折算多少土方,据理力争。
吵得筋疲力尽,孙指挥一屁股在路边坐下,恨恨地道:“若是在军营里,把你拖出去,打上一百军棍,看你还敢争吵!可恨现在没了亲兵,你这厮敢与我顶嘴!”
庞都头不屑地道:“好笑,谁家都分得有地,亲兵就不管自己家的地了?你又没钱粮发!我们一样是吃饭做活,比别人多做那么多工,本来赚钱的,现在却要搭米进去,哪个肯听你胡来!”
孙指挥喘了一会气,想来想去没有办法,最后只好道:“罢了,念着多年交情,我不上报衙门,问你不听军令的罪!今日你们老实做活,明日各都头抓阄,抓到哪段听天由命!”
庞都头道:“凭什么!衙门明明有章程,清清楚楚,公平得很!一个孩子都能算出土方,指挥算不出来吗?早早找几个会算的,哪里有这些争端!”
孙指挥鼓着嘴,气乎乎地不说话。如果这点小事,自己就要别人帮着做,以后这一营十个村子自己怎么管?自己是朝廷封指挥使,明明白白的官,怎么就管不了属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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